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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的领导力危机

默认分类 】 2013-05-22 10:4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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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总统奥朗德上任一周年,其支持率急剧下降,有四分之三的法国人不满意他的表现。而一年前,他还被法国人寄以厚望,称为“法国的罗斯福”。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总统奥巴马、台湾领导人马英九、埃及总统穆尔西等领导人身上。上台之初民望高企、意气风发,接着在很短时间里支持率快速下滑、变得不受待见,这似乎成了金融危机以来,各国领导人的共同遭遇,能持续维持高民望的领袖绝无仅有。

  尼克松(尼逊)在《领导人》里总结了一个领导人跻身于伟大领袖之列所必备的三个要素:伟大的人物、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事件。正如“二战”之于丘吉尔、“大萧条”之于罗斯福,伟大的事件可以造就伟大的领袖,“只有当一位领袖的能力受到最大限度的挑战时,我们才能充分地衡量其伟大的程度。”

  从多个指标看,此次金融危机都是“大萧条”以来最严重的,这本该是最有利于产生伟大领导人的“时势”,也有不少领导人有成为“罗斯福”的宏愿,但最终,我们并没能看到新时代的“罗斯福”。在不少国家,领导人是旧貌换新颜,但在政策上却是新瓶装旧酒,除了咒骂银行家贪婪和威胁提高所得税外,几乎没有领导人能拿出应对金融危机的良方。持续不断的政治对抗甚至政治瘫痪,也没有因为领导人的更换而得以缓解,事实上,领导人的不作为和判断失误,甚至让全世界人民的处境更糟了。迄今为止,美国两党的政治僵局还在继续,欧洲的债务危机依然深不见底,日本延续多年的“无领导力危机”似乎得到了缓解,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

  尽管有《时代》、《福布斯》等一年一度的世界领袖排行榜,但对照尼克松《领导人》里那个群星熠熠、伟人辈出的时代,回想着JP摩根以一己之力,充当美国中央银行的角色,挽银行体系于即倒的光辉往事,我们不得不承认,我们正处在一个领导力空前匮乏的时代。

  领导力危机

  金融危机以来,虽然一些国家出现了极端化的思潮,但并没有像人们事先所担心的那样,产生希特勒这类别有用心的煽动家,这是值得安慰的地方。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人的无能和平庸就是好事。

  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,在每个国家的原因不尽相同,但左右离不开这样一些因素:金融创新过度和监管不力、经济竞争力不足和增长乏力、福利开支过大导致公共财政破产。而危机的深度和广度说明了,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已不是贪婪和为富不仁所能解释的。和80年前的“大萧条”一样,它昭示着资本主义出现了制度性的危机,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,而不是零敲碎打的修补。当年,美国总统罗斯福一方面通过改革和整顿,在短期内恢复了人们对银行体系的信任;另一方面进行社会改革,调整劳资关系,举办公共工程和社会救济,对资本主义体系注入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,从而挽救了资本主义,并让其重新焕发了活力。尤为难得的是,这些措施大多是在他上任之后的100天里就出台的,历史学家的评价是罗斯福在八天里使“资本主义起死回生”。

  此次金融危机至今已经4年多了,但我们没有看到多少根本性的制度变革。尽管过度的福利制度已经拖垮了欧洲多国的公共财政,酿成了债务危机,但几乎没有领导人敢于对福利制度开刀;美国的贫富分化和不平等程度,正处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,甚至比欧洲还严重。在国际上则面对来自中国的竞争,与伊斯兰世界寻求和解的努力也毫无结果,很多人担心此次金融危机是美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。但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,美国的政治家并没有表现出革故鼎新的气派,而是忙于党争和内斗,互相拆台。

正因为没有能力或勇气来处理危机,迎合民粹、避重就轻地鼓动对于富人和财富的仇恨、人为制造阶层之间的对立以吸引选票,就成了最惯常的政治操作。奥朗德接替萨科齐当总统,对法国竞争力低下的痼疾视而不见,却醉心于将所得税提高到吓人的75%,以及骂那些闻风而逃的富豪是叛国者;奥巴马几乎每次演讲都讲到为富不仁者,指责华尔街的贪婪。讽刺的是,尽管富人在全世界范围成了过街老鼠,但金融危机以来,各种调查都显示富豪的财富有增无减。而把一场波及全球的严重危机的成因,简单地归为人性的贪欲,显得既肤浅又漏洞百出,而且还有故意混淆视听、转移目标的嫌疑。

  这让人想起了不久前去世的“铁娘子”撒切尔夫人——“我爱争拗。我爱辩论。我没预期坐在这儿的人(国会议员)都同意我。”撒切尔夫人1980年说出的这番话,正好反映了她的性格。无论是面对福利制度改革,还是马岛(福克兰)战争,她没有像其他政客般滑头和左右逢源,而是迎难而上,甚至不惜押上自己的政治前途,最后成功拨乱反正。在这些方面,“铁娘子”表现出了择善固执的品格,完美诠释了政治上的“铁”的真正含义——不是杀人如麻,不是顽固和死硬,而是坚持对的东西,绝不轻易为短期利益而放弃长期信念与目标。

  今天,在选举的压力下,政客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,往往过多考虑政治和选举因素,精于进行能带来立竿见影现实利益的短线政治操作,忙于赢得选举,维护权力,而对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但可能得罪人的政治决定退避三舍。不知不觉间,艾森豪威尔所坚持的原则——“领导只不过是对一切错误承担责任,而把一切好事归功于部属”——早已不复见。

  领导力哪去了?

  从个体的角度看,领导力的高低是个人能力的差异,但普遍的领导力危机,显然有更为根本的原因:在早年,领导人的产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,他们往往遭受过物质上的困苦和职业生涯上的不断挫折,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最后。到了1960年,电视介入选举,尼克松因为形象比不上肯尼迪而落败,这意味着领导人的选拔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到了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,一个领导人本身是什么已经不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他的竞选团队能让他呈现什么形象。这样一来,个人形象、口才等外在因素的作用得以放大,政纲等实质性的东西,反而因为太闷而无人关心,领导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种媒体选秀。

  这些领导人大多不曾在社会上真正谋生过,对社会世情并无真正的了解,政治是他们唯一从事过的职业,他们因为善于驾驭媒体和民意才脱颖而出,所以往往迷信宣传,过于注重表面功夫,内功不足,遇到金融危机这样的重大考验就露了馅。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突然多了一些能力平平,但形象讨巧的领导人的缘故。可以想象,形象不佳的林肯、跛腿的罗斯福,在今天多半是选不上的。

  奥巴马就是一个典型的互联网时代的领导人:相貌堂堂,辩才无碍,善于利用Facebook、YouTube等社交媒体进行政治动员,其缺点是政治历练不足,花架子多,眼高手低,形式大于内容。执政经验几近空白的奥巴马能“一步登天”,靠的是网络的帮助,但网络毕竟不能解决现实问题,治国也不仅仅关乎发表演讲。奥巴马的辩才更多是炫技,他并不懂得真正的沟通之道,他未能像罗斯福那样通过“炉边谈话”来团结人心,也没有里根那种和底层民众打交道的能力。在他任内,分裂和党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,医改则几乎耗尽民主党的政治资本。如果是在承平之时,他大概会是一个还不错的总统,但他在巨变之中上台,其能力的不足就变得更为扎眼。

  回想戴高乐、李光耀、撒切尔夫人这样的领导人,他们的一个重大特质就是从来不会无原则地迎合民众的趣味,也不会为了选票说言不由衷的话。和今天的领导人事事把人民挂在嘴上、时时不忘和人民握手的做派不同,老一代的领导人似乎始终和人民有距离,有时会批评人民,甚至在表面上不大看得起人民,他们对人民的关心和照顾不是体现在形式和口头,而是做最有利于他们长远利益的决定。

  这样一种“严父”式的领导方式,在今天的时代已经很难行得通了。互联网的时代,虽然在民主的现实操作上,因为掌握的资源有限,势单力薄,普通民众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,但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的存在,却给每个人造成了一种自己可以“话事”的虚幻感觉。于是,今天的人民要求领导人不仅要把事情做对,还要用他们能接受、让他们开心的方式来做。很多时候,领导人的好玩有趣甚至比正确更重要。“严父”对他们来说太沉重了,他们要的是让他们轻松愉快、永远宠溺、肯定他们的“同伴”。在《铁娘子》一片中,晚年的撒切尔曾说过:“知道这个时代的最大问题吗?我们被这样的人领导着,他们注重感觉多于思考和想法。”领导人之所以只注重感觉,是因为人民就好这个。

  古斯塔夫·勒庞在《大众心理学》和《革命心理学》两本著作中一再指出,对群众来说,口号越简单、越缺乏严谨的论证,就越具有蛊惑性。希特勒也说过:群众的智力永远只有13岁,因为他们缺乏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能力,总是寄希望于一次性的彻底变革,来摆脱不如意的现状。奥朗德的口号是“希望”,这和奥巴马的“改变”如出一辙,但都能轻易让民众上钩。因此,民众其实没什么可抱怨的,因为所有这些领导人,都是他们自己选的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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